在上海交通大医院的急诊科，时间并不是一个很明显的存在。嘈杂的人群掩盖了很多声音，只有墙上的电子钟默默提示着时间的流逝。在年的最后一天，输液器里滴落的液体似乎比钟表的滴答声更能标记这一年最后的时光。
相比时钟的规律运转，“争分夺秒”更适合形容急诊室里的节奏——医护人员穿梭在患者中，输液、换药、核对患者信息；诊室内的医生不停地敲击键盘，为患者录入病情、开具处方。他们默契地、一刻不停地维系着急诊室这个精密复杂的机器正常运转。
“就像打仗一样。”该院急诊科医生盛慧球在年12月28日感染新冠病毒，她只休息了1天，就回到了急诊室。那时，她还感到全身肌肉酸痛。
年12月7日，随着“新十条”的发布，疫情防控政策开始调整。上海市医疗系统开始应对一轮就诊高峰，急诊室成为迎战病毒的最前线。
近来，医院急诊每天都要接收多辆救护车，是平时的3倍。在年4月、5月上海疫情形势严峻时，一天最多接收51辆救护车。“现在急诊每天的接诊量能达到人次。从零点到早上7点，抢救室先后推进了多个病人。”盛慧球说，目前一些感染后尚未度过急性高峰期、原本有基础疾病叠加的病人最难处理。
上海交通大医院副院长陈尔真在此前接受人民日报大江东工作室采访时表示，人次的急诊患者中有80%与新冠相关；65岁以上的脆弱人群占45%到50%。每天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占比约10%左右，绝大部分有基础病，或是老年人。
陈尔真表示，为迎接这波疫情冲击，医院扩大了急诊容量，从原来4个诊间扩大到8个，并抽调其他科室医务人员增援；把感染肺科大楼全部腾出，收治新冠患者，其中有重症监护室、亚重症病房和普通病房3类。“目前每天收治患者达80名左右，多的时候有多人。分类病房设置有很好的分流作用，减少了急诊患者滞留，让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得到更好救治”。
急诊室里，一切努力都在为患者争取时间。对医生而言，则要将自己的康复时间压缩。医院内分泌科医生苏颋为说，很多医生将自己的康复时间从原来的7天、5天，压到了2-3天，基本都是“白加黑”“5+2”，每天工作12小时。
苏颋为从年12月18日开始到急诊支援，22日染病后又坚守了两天，直到24日高烧后才在家休息，4天后又返岗继续工作。
他的工作职责是对急诊输液室患者进行分流，送往病房、ICU、抢救室。急诊的大部分病人是新冠病毒感染，但是也存在部分糖尿病急性并发症、肾功能不全、血小板减少、消化道出血、心肌梗死、急性胰腺炎等常规急诊患者。让病人得到专科的救治，是合理分配医疗资源的方式之一。
急诊科主任毛恩强一直连轴转，在急救、重症一线，协调医护人员的配置和业务培训。毛恩强感染新冠病毒后只休息1天就带病返岗，由此继发了窦性心动过缓，他用药顶着继续奋战在急救一线。仅31日当天，毛恩强就为患者做了多个心电图，接近平时的10倍。
在收治大批重症病人同时，毛恩强发现急诊也存在一些医疗挤兑的问题。“有些患者只是有点发烧或者心率加快的症状就来急诊就诊，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会占用急诊有限的医疗资源，很容易导致真正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毛恩强说。
为了保障急诊的正常有序运转，医院从各个科室抽调骨干医生，将原来内科白班3个医生、夜班两个医生增设到白班5-6个医生、夜班3个医生，“医生的力量相当于增加了%，希望能齐心协力抵挡住这波疫情的冲击。”苏颋为说。
输液室内以年长者居多。多张输液椅基本被占满。一位女士细心看护着父亲，不时用手轻柔抚摸老人的额头。这个跨年夜是她在这里陪护的第四夜，她只希望父亲能平安度过难关、度过年关，“父亲有多种基础病，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肾功能还在排查，需要24小时吸氧”。这对父女年12月25日曾到该院就诊，之后病情未见好转，12月28日来复诊后被留观。“用医生的话来讲，这个病主要是靠自身的免疫力去抵抗，不论是挂水还是吸氧，都只是辅助作用，我们尽力做好就好。”
对于急诊室而言，为了患者的生命“争分夺秒”是常态。在上海交通大医院东院，急诊科的工作量达到平时的5倍。急诊科副主任医师熊剑飞，负责统管急诊抢救大厅的工作，急诊工作的压力让他们一直神经紧绷。年4月上海暴发的疫情中，仁济东院急诊是浦东新区唯一一医院急诊，承载了当时几乎所有浦东地区转运来的急救任务。
特殊时期，为了在有限的医疗资源里尽力满足患者就诊需求，急诊科做了各种灵活变通和科学安排。“白天和半夜相对来说人少一点，我在排班时就少安排人力，把充足的人员调配在晚饭前后人最多的中班。”医院门急诊办公室负责人樊翊凌在感染楼5楼给医护人员留了几间房间作为休息室，“凌晨的夜班是最累的，如果忙得过来，可以让两个人去休息，能睡两三个小时也是好的。”
医院办公室里打了好几天地铺，有时他会想起年4月在方舱的经历，“那时候不也扛过来了吗？这一波也一定没问题。我们算见过‘大世面’了，医护们都有共识和觉悟，既然选择这个职业，就是生命至上、治病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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